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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从“候鸟式”趋向“稳定就业”

农民工就业：从“候鸟式”趋向“稳定就业”

农民工司令的新尝试

年味还没完全消散，农民工大军又开始背起行囊，告别依依不舍的亲人，踏上漫长的打工之路。

在众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兄弟当中，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虽然身份仍是“打工仔”，却扮演着“老板”的角色；他们不再是“候鸟”——哪家工厂给钱多就去哪里，而是安心在一处埋头苦干；他们不再是蓬头垢面、任人呼来喝去，而是衣冠楚楚出入“厅堂”与人洽谈业务；他们不再与家人分居两地、忍受相思之苦，而是在打工所在地买房购车，全家团聚……

这一切看似不可能，却实实在在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

在太原市境内分布着众多农贸市场，其中有6个农贸市场，95%以上从业人员的身份是“农民工”，但他们不是“打工仔”，而是“老板”。

也许，很多人开始费解这一切，要寻求答案，得从一个叫李有贵的中年人讲起。

李有贵成了“农民工司令”

1968年生于交城县贾家寨的李有贵，8岁丧父，18岁丧母，家中兄妹7个，经济上比较困难，从小李有贵养成了比同龄人更加坚强、独立的性格。

贫瘠的土壤里刨不出多少粮食，李有贵按部就班地在村里生活着，农闲时和同村的伙计们打牌玩，直到30岁时，他仍常常溜达在街上，踢着脚下的石块，想着第二天锄完地该玩点什么。

1998年中秋节后，在城里工地打工的朋友返乡归来。聚会之余，朋友大倒苦水：出外打工太受气，活儿不好找不说，即使找到活儿，没日没夜地干完，也经常拿不到工资。

自小爱打抱不平的李有贵听完后愤愤不平，由此，便产生了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想法。第二天，他拿着全部家当1500元钱，与5个伙伴踏上去省城的路。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般难。来到省城后，李有贵发现现实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就这样，他和朋友们每天奔走于城里的大小工地，只要看到哪里有盖楼房的地方，他们就主动揽活。

当时，正值太原长风小区建设期，李有贵在此工地上为这5名农民工找到工作后，继续帮他们找别的工作。“因为建设只是一段时间，必须保证这些跟着我的农民工继续有活干。”李有贵说，东奔西跑，仅有的1500元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保证自己生活所需，他向帮助推荐工作的每位农民工每天收两元作为基本生活费用。一个月下来，李有贵最多能赚到300多元。

李有贵说，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劳动后能否拿到最后的工资。为此，早在揽活前，他便对长风小区每个工程的领导及单位状况进行了私下考察，确保自己的农民工不被拖欠工资。

逐渐地，该工地的很多农民工觉得李有贵是值得信任的，大家都纷纷找他介绍工作。为了保证自己帮助就业的农民工在施工单位按时、按质完成工作，除了施工单位监督外，李有贵还专门腾出时间监督。这也得到了不少施工单位的认同，纷纷提出要与他合作。到1998年底，慕名而来找李有贵帮助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6000余人。

2003年，李有贵注册了山西永隆再就业劳务有限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运营模式渐渐成熟：农民工和永隆签订合同后，就成为公司的工人。当向用工单位输出人员时，经农民工委托，永隆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内容包括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及相关保险等，然后派出工作人员领着农民工一起前往用工单位。

这样，永隆就跟农民工的“娘家人”一样，当农民工与用工单位有分歧时，工作人员会出面协调处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合同到期，永隆负责将工资统一领回，然后发给农民工，即使遇到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永隆也会垫发到农民工手中。永隆则靠向用工单位收取介绍费维持经营。

2005年，公司曾输送一批农民工到大连一家制板厂。期间，该厂违约强令农民工延长劳动时间。公司派出的工作人员立即出面交涉，在补发加班费后将农民工全部撤了回来。四川农民工张振华的儿子患有先天性脑瘫，李有贵为他捐了5000元；交城县农民工韩冲在某环保产品加工厂劳动时腿被砸断，厂里为了减少处理费用，硬生生把他拖走导致流血过多死亡。李有贵听说后，为这件事积极奔走，并给予韩冲年近六旬的父母3万元。

永隆还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今年，在钳工、焊工等传统技能班的基础上新加了车工、裁缝等多个工种的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成为技术型工人，被输送到全国各地。

如今，李有贵麾下的农民工已近3万人，公司成立至今已向北京、上海、广州、温州等城市输送农民工200多万人次，安排对口就业几十万人次。而李有贵则被外界形象地称为“农民工司令”。

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如退火钢、铸铁等） “稳定式就业”从概念到实践

2003年，李有贵注册了第一个公司即山西永隆再就业劳务有限公司。但是，随着农民工数量的逐渐增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种种弊端浮出水面，欠薪、受气、想家、挣不到钱、生活质量没有保障等等。

“为什么农民工兄弟只能给别人打工，就不能给自己打工？”“为什么农民工兄弟就要忍受着与家PCB产业链1体化厂商超华科技人分离、饱尝相思之苦？”“为什么农民工兄弟不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就业，自己当老板，过上稳定的生活？” ……

太多的“为什么”在李有贵脑子里不断出现，李有贵开始琢磨如何教农民工自己赚钱，而不是靠别人介绍工作来维持生活。

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想法在李有贵脑中出现，“我要让农民工兄弟从事稳定的工作，让他们自己当老板。”李有贵说。

于是，从2003年起，李有贵倾其所有开始收购农副产品市场，通过搭建农贸市场的平台，由帮助农民工就业转为让农民工自己创业。

蓝海综合市场就是李有贵旗下众多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占地4万平方米的市场内，几乎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

张志刚就是其中之一。

张志刚来自安徽，几年前老家遭受洪灾后，维持生活便成了问题，因此来到太原讨生计。

“刚来时，身上没有本钱，市场为我提供最大的优惠，一年时间里只收我30%的房租并为提供本钱，让我做蔬菜生意。”张志刚说起往事，还是激动不已。

2010年后半年，张志刚在蓝海综合市场干了近2年，“虽然有点辛苦，但是一年收入七八万元没问题。”张志刚说。

如今，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市场管理人员又帮助他给孩子联系好学校。感受到蓝海温暖的张志刚将自己的几个朋鄂尔多斯友也介绍到蓝海来做生意。

蓝海综合市场吕姓管理员说，全市场有220多家商铺，95%经营者是农民，还有5%左右的城市下岗工人。他们的工商、税务等证照办理，子女入托、上学等问题，市场都帮助他们解决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了解到，蓝海综合市场共解决4000多户、1万多名农民工的就业难题。

“如果我旗下的每个农贸市场平均可以帮助6000名农民工就业的话，那么，6个市场可以吸纳3.6万名农民工就业，他们自己当上老板，把家人接来，比以前四处打工幸福多了。”李有贵说。

又走访了李有贵旗下的另外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市场内，人头攒动。市场总经理李三女告诉，现在市场内有5000多个摊位，摊主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市场对刚来的农民工免交2至3个月摊位费。市场年成交金额在2亿元以上。

在市场干了3年的湖南籍农民工李奎海告诉，几年前，自己在东莞打工，每年回家一次，能拿回去2万元左右，可是看不见孩子，照顾不了老人，妻子一个人照顾老小，累得一身都是病，不敢吃药，不敢看病，就怕花钱。

“3年前，老乡让我投奔李有贵总经理，我带着全部家当赌一赌，2年过去了，我赌赢了。现在我的存款就有18万元，18万元啊，那可是我原来十几年才能积攒下来的。”李奎海眼睛有点红。

李奎海告诉，他现在在太原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妻子、孩子、老人接来住，妻子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

据了解，太原市王村南街、二营盘等地的6个农贸市场均在李有贵旗下。农民工们凭借农贸市场的平台，在卖菜、卖水果、卖小食品的过程中，学会了做生意。

像李奎海、张志刚这样的例子，在李有贵旗下的6个市场内比比皆是。“在市场做生意的农民工兄弟们，现在平均年收入在5万~10万元，最多的一年赚几十万元。”李有贵自豪地说。

如今，李有贵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建筑装修行业，不少农民工也在这个行业实现了稳定就业。

“如今，我不在乎我能赚多少钱，而是在乎农民工兄弟赚多少钱，这才是我的目标。”李有贵说。

像他们这样逼近四十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不愿选择回乡，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完全接纳这些异乡人……

人到中年

这个春节，外来务工人员高洪过得比较开心，经过十年的努力，春节前，他在石家庄城乡接合部买了一套房子，付了十万元的首付，让妻子和孩棒柱头花子有了家。年近四十的他十分满足，在亲戚开的饭馆里，他特别拿出了衡水老白干来喝。

酒过三巡，他已有了醉意，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向桌上的亲戚询问：“听说国家出了《劳动合同法》，你们能不能帮我问问像我这样的怎么能给签个合同。”

他目前在一家省属公立医院的食堂做厨师，虽然已经干了5年，没有任何人跟他提合同的事，他知道，这个单位是给机关服务的，不会差他钱，可快要四十岁的他现在想的是自己的未来。没有合同，意味着他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医疗、工伤保险，至于如何养老，他想也不敢想。

他的一个妹妹高萍在北京，一个弟弟高星在衡水，他们兄妹三人，分属三地，年龄都已35岁上下。

像他们这样逼近四十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不愿选择回乡，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完全接纳这些异乡人。

春节期间，接触到了他们三兄妹的故事，他们看似寻常但又曲折的经历，折射出四十岁左右中年农民工融入城市，尚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一

妹妹高萍是仓促间要决定和丈夫一起在商场门口做倒卡生意的。因为她太需要钱了，她想让在老家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不再像她一样。

她已经36岁了，之前在商场给人看皮鞋柜台。她在老家读到了高中，高二的时候就已辍学，当时在农村，女孩子读到高二就已经很不容易，成绩不突出就得寻出路。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新一轮市场经济高潮，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

她不想种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来到北京，在亲戚的帮助下，在一家棉纺厂当临时工。工资虽然是临时工的标准，但工作却比正式工的更辛苦。

她长年累月地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黑夜，蜗居在一个破旧的宿舍里，由于饮食不规律，总上夜班，她熬坏了自己的胃。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在北京的大街上，她停下车子，蹲在路边哇哇吐，直到昏厥。

路过的一位北京工友将她送到附近医院，还替她垫付了医疗费用。2000元的医药费对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病养好后，她是分2年还给人家的。她一直记着那位工友的好，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她都会去看那位好心的北京工友。

住院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当时的工作是帮别人倒卖摩托车。两个人在前门附近找了一间平房住下，这个平房是她丈夫一个哥们儿的，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房租。

由于严重的胃病，高萍辞去了棉纺女工的工作，在西单一个商场柜台找到了一家皮鞋柜台卖皮鞋，在那里，她告诉别人自己是北京人，丈夫也是。因为她盘算着，说自己是外地人，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会受气。“那真是不一样，我说自己是北京的，很多人对我说话客气多了。”

在柜台上，她一站就是一整天，一个月工资1500元左右，倒卖摩托的生意最终被相关部门取缔。丈夫到北京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也1500元收入。他们的屋子里点着炉子，晚上回来用煤油炉做点饭，偶尔，去小饭馆吃一顿。

每天，她们就这样简单而忙碌地生活着。可是，伴随年龄的增长，她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她做梦都想把老家的孩子带到身边，可这是绝对不现实的事，没有学校可以接收，因为没有户口，更关键的是，他们没有甘南景天精力去管孩子。于是和很多打工者一样，他们把孩子放在老家让父母照看，每月往家邮寄生活费。

转眼，他们都已经35岁左右，面对家里老人生病，孩子上学，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他们越来越发现，虽然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已经10多年，这个城市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攒不下钱，钱越来越不禁花。”

钱没有攒下，年龄却不断增长，两个人都过了35岁，这个年龄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下岗。因为她丈夫越干越觉得力不从心，而皮鞋售货员也倾向于招收年轻的女孩。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原来从没想过的问题，一道道地压在他们身上，这个城市似乎从来12、上下压板尺寸：φ160mm（另选204×204mm）没想过给他们这样的人留足空间。

近些年，压力越来越大，很自然地，他们想回去，到离自己老家不远的衡水市买房子，虽然是城市，但房价比北京低很多。虽然十几万元的房款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起码有个盼头。”

为了尽快攒足这十几万，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他们想到倒卖消费卡。之前就有人要拉他们去干，可是她们总觉得不正当，植根于农村自然经济的传统教育告诉他们，靠力气吃饭是天经地义，投机取巧是要吃大亏的。但是面对生活的各种重压，他们已顾不得太多。

这个春节前夕，他们分头加入了倒卡的队伍。虽然经过多次治理，倒积分卡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但相比之前的工作，他们认为目前的收入还不错，高萍甚至认为：“自己干这个干得太晚了。”

偌大的城市里存在着很多边缘职业，号贩子、票贩子、卡贩子……只是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个“高萍”……

二

高洪之前离过一次婚，现在的爱人也是石家庄下面所属农村的。没有技术与学历，他曾想做生意，但却一无所获，人接近中年，还是决定学一门手艺。于是进入饭店后厨开始学厨师。

一家家小饭店开了又关，他也一次次失业。中间还在街头卖过羊肉串，都没赚到什么钱。虽然是家中长子，他从来没想过回去。从他记事开始，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再艰难，他也决定坚持在城市里，事实上，村里也没什么青年人了，像他这么大的人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还有越来越空的房子。

这次回去，他把自己家里的小院收拾了下，三间瓦房是他父亲结婚时收拾出来的，他的父亲因为患肺癌去世，父亲的疾病也让这个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重创。在衡水的弟弟将母亲接去居住，如今这里已经人去屋空，仅仅是10年前，一到重大节日，这里还是一大家人围在一桌吃饭，可如今整个村庄已经渐显萧条。

5年前，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进入一个正规的医院食堂做厨师，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欠薪，也不会失业。当然，也没有人能给他保证什么。经过生活的磨砺，高洪这个原本拙朴的农村后生渐渐学会了城市的一些“生存之道”。逢年过节，他会备上几瓶好酒去看食堂的主管，因为他知道，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人。

工资一年一年涨，但是他却日益焦虑，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自己的儿子年龄也越来越大。虽然石家庄已经取消了户籍制度，但在这里上一所好学校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同样，他们也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于是一直将孩子送到妻子老家读书，理由是“那个学校有亲戚教书有人照看，不会学坏。”

孩子成绩却不很好，今年面临初中毕业，两人根本管不过来，虽然他打心里想让孩子读大学，不要和自己一样，但又担心如果他还是考不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就等于打水漂。

看着孩子拿回来的成绩单，他对自己的儿子喊道：“你是想干活还是读书，想读我供你，想干活就把你送到技校，我听说了，现在不缺大学生，缺干活儿的。”

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养老……处处都是问题，他也面临着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选择，虽然喝醉后他总是会说：“我家里还有10亩地，大不了回去种地。”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可待在城市，他还不知未来会怎样。

三

相比哥哥和姐姐，弟弟高星相对顺利很多。他的职业是美发师。他和哥哥姐姐一样，对于土地的热情远没有自己的父母高。目前，他将妈妈接到自己身边，虽然他妈妈总是惦记着家里的几间瓦房和几亩地，但高星是绝对不会去种地了。他已经将大队里分给自己家的地租给了别人。

他们家的新“宅子”在1992年建起来的时候很是风光了一阵，组合家具与缝纫机一应俱全，还安装了农村当时并不多见的“灯管”。屋顶是水泥的，而不是木梁，后来那灯管上慢慢织起了蛛，原来刷白的墙壁也渐渐变成了烟灰色。再之后，房子开始渗水。

他的妈妈总是惦记着家里的房子与土地，是因为她总觉得高星的城市生活面临着各种不安全因素。在她眼里，只有土地与粮食是最安全的东西。每过一段时间，她都要回家拾掇拾掇，也总不忘与老亲戚和邻居走动。她总觉得这个根不能断，她担心城市不会完全接纳自己的孩子。

本来，按照家里的设想，是让高星读羊蹄大学，但他成绩不好，于是家里亲戚凑了些钱让他去读了技校，毕业后他到了邢台一家小厂做工，没多久厂却倒闭了。

原本对干体力活没兴趣的他用自己攒的一些钱自学了美发，从此当上了理发师，他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美发店，这个梦想在今年春节终于实现。

他和妻子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盘下了一家门脸房，于是他成为了这个家族多少年来第一个“老板”。为此他感到很自豪。

高星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他从来没想过回去种地，即使他很现实地没有选择去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选择石家庄这样的省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到衡水这样的二级城市，“是城市就好，不能回家种地。”

他们的老家，一个数百人的自然村，村口标志性的大槐树已经日显干枯，池塘几近干涸，很多楼房已经破旧，村小已经消失，村里的孩子们都集中到镇上或县里的学校读书。这个村里的人越来越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将年青人带离土地。

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村子就会消失，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像高家兄妹这样的亿万农村人，在城市能否活得更有安全感，而城市能否像这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村土地一样向他们张开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