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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伤维权：认定难 执行难

农民工工伤维权：认定难 执行难

2007年1月11如果在操作运行进程当中日，在北京打工的山东省曹县梁楼村27岁的农民山罗花属尹海洪，终于走完其全部的工伤认定程序。这一天距离他出事的日子已有一年半之久。

下一步，他将进入关键的保险待遇给付程序。尹海洪的法律援助律师赵强说：从程序上来说，尹海洪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他的工伤赔款了，不过一切还要等钱到手了才作数。

一个农民工的维权之路

2004年春，尹海洪来到北京市某区一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绿化队工作，由于是临时工性质，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05年6月3日下午，尹海洪在收拾作业工具时被高压线击伤。烧伤面积达到50%，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属于二级伤残。

出事之后，尹海洪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贮存的粮食都卖了，但是街道办事处支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就不予理睬了。

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指导下，尹海洪的家人来到类雀稗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认定，但被劳动局告之“街道办事处是事业单位，因聘用合同制的工人发生争议属于人事劳动关系范围，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当尹家人到了东城区人事局，办事人员却又说：“尹海洪只是临时性非正规在编的工人，我们管不了，还得按劳动争议去申请劳动仲裁。”当劳动局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时，已经过了11个月的时间。

工伤认定结论出来后，接着是劳动能力鉴定，再后来是补办保险。因为绿化队工人大部分都是临时人员，此时又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因此事发前所有绿化队的工人都没上工伤保险。这一耽搁又是3个多月。

现在，因无钱而耽误治疗的尹海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能躺在老家的床上，吃喝拉撒全由亲人照顾，他的伤让全家无斑兜兰都陷入了困境。

不签劳动合同劳动关系难确定

近年来，农民工因工伤遭遇的权利侵害事件越来越突出，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2006年10月8日到2007年1月8日的3个月间，陆续援助了45件农民工工伤案件；相比于去年同期援助的16个工伤案件，增长了181％。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主任佟丽华对说：“同其他维权案件相比，农民工工伤维权最大的特点是，时间成本过高、程序复杂。”

佟丽华介绍，工伤维权程序主要分为三步：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这三步中，花费时间最长的就是申请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央企和民企等支持时农民工应当提交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明，如果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农民工必须先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一方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提起一审、二审；认定工伤并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后，对工伤赔偿待遇有争议的，还需要先申请劳动仲裁，对裁决不服的，还要提起诉讼，所有程序走完一遍就要花费3年9个月。由于仲裁裁决没有终局性，而处于争议对立面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很难都对裁决满意，起诉就在所难免。而经过仲裁、一审甚至二审，可能半年甚或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却还没有确认劳动关系。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工作时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等证据的人也很少。”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执行主任时福茂对说：“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45个工伤案件中，只有5个人有劳动合同，需先确认劳动关系的工伤案件要超过总案件数的50％，这给维权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包工头存在，工伤难认定

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邵宗良在接受采访时，颇有感触地说：“农民工工伤案件多集中在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这两个行业是包工头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正是包工头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工伤认定。”

此时，邵宗良正在帮一个名叫高志奎的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

2005年12月8日，家庭贫困的高志奎与其哥来到北京大兴区一个煤矿，跟随一个姓周的包工头从事井下运输，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2005年12月15日高志奎在拉矿渣中，农用三轮车失控，高志奎面部严重受伤。包工头将高志奎送到医院留下了1800元钱便再也找不到人了。

想要接着治病，起码要十几万元。这对高志奎来说显然是一个天文数字。通过他的律师邵宗良了解到，高志奎挖煤的煤矿属于北京市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他的包工头周某是从一绰号张二水的人那里承包过来的采矿权，张二水也是个包工头，也无合法采煤资质。由于层层转包的缘故，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寻找证据来证明高志奎与该能源公司的雇佣关系，所以不能走工伤认定的途径，只能以“雇佣人身损害赔偿”来起诉该公司和包工头。

时福茂说：在工作站援助的这45个工伤案件中，出现了包工头的就有23件。包工头的存在使得劳动者在申请工伤认定时举步维艰。用人单位将包工头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拒不承担；而劳动者也因为直接跟随包工头打工而缺乏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无奈之下，有些案件只能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直接起诉包工头本人，但这样的判决即使胜诉了，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

加强立法执法工作维护农民工权益

除了以上的问题，农民工在工伤事故赔偿中还面临着其他的风险。“不具备合法资质的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农民工在工作中受伤，‘黑工厂’的老板能躲则躲，能逃则逃，政府部门对其也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有些用人单位为了尽可能减少成本支出，就从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费上“偷工减料”，如只给部分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此后无论是哪个劳动者发生事故，均以参加保险的员工名义治疗、认定工伤，但发生工伤事故根据特定的算法只能判定本次实验中的测试的实验耐冲击性能质量水平的劳动者的权利却难以保障。目前有限公司注册、注销的程序上的不规范，又加重了工伤职工面临的风险。”多年从事农民工的维权工作，佟丽华深知这项事业的不易，更知农民工的艰难，“尤其是工伤赔偿款执行难，多数工伤职工在拿到工红骨草伤证、评定伤残等级、甚至在经仲裁或法院审理确定了工伤赔偿款数额后，仍然有可能面临这一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佟丽华指出，很多是与劳动执法部门的不作为有关系。在采访中了解到，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给农民工上保险的现象大量存在，但是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却没有受到过任何处罚。许多受伤的农民工反映，他们几乎从未看到劳动执法部门到他们的工作场所检查过。

佟丽华提出，应强化劳动部门的执法监督力量，劳动执法部门应监督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严格履行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管理，使企业改善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开展对农民工的岗前职业安全培训工作，遏制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此外，对于已经确认了工伤的职工，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应降低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条件，比如不需要劳动者提供担保，劳动者可以直接申请用人单位支付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以及其他预期必然发生的费用，使劳动者能渡过难关。

针对工伤认定时间过长的问题，时福茂建议：应取消劳动仲裁制度，简化工伤认定和赔偿程序，使农民工能够直接向法院起诉，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申请工伤和得到赔偿金的时间。